主要成果：
一、本人在“语言科学理论研究”、“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人类学调查研究”、“高等院校教材编纂”、“文化科学学科建设”、“中华传统文化普及”、“中国语文现代化与国家语言文字推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与新学科分支，对以往相关领域争论的澄清与应用
这里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学科分支”主要是指本人在语言学基础理论、人类学基础方面以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探索。
（1）提出一种新的词源学类型——二维词源学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语言学界，以往都没有意识到词源学本身还有类型学的问题。本人在博士论文《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1998）中首次提出词源学的类型学问题，即词源学可以区分为“一维词源学”与“二维词源学”两种类型，并且从藏语、汉语的词源材料出发，对两种词源学类型的基础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二维词源学这一新的词源学类型的提出，使被非议了1700多年的东汉刘熙的《释名》翻了身。这部天才著作自一诞生起，就遭到当时大名士韦昭的非议。之后的1700多年，肯定者少（国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国学大师黄侃就予以肯定，慧眼识明珠啊），非议者多。本人博士论文二维词源学类型的发现，拂去了笼罩在《释名》头上的层层迷雾，使人们看清了《释名》真理的光芒所在：原来《释名》是二维词源学这一词源学类型的先驱之作。要指出一点，刘熙并没有“一维““二维”的空间数学概念，仅仅属于朴素的经验表述。
（2）二维词源学的通用性与普适性
二维词源学这一词源学类型是广泛存在于人类自然语言之中的。仅就汉藏语系、印欧语系、美洲印第安语、阿尔泰语系而言，符合二维词源学原则的词源事实比比皆是。
除了我国东汉刘熙《释名》这一二维词源学的先驱之作外，我国清代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以及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文始》都结合汉语材料阐释了二维词源学的某些原理。
我国当代著名藏语语言学家、“藏语词源学之父”胡坦是第一位注意到藏语中的二维词源学现象的。
近年来，美国著名汉藏语言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提索夫已经开始注意到拉祜语（主要分布于我国与泰国）中的二维词源学现象。
德国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西方结合印欧语材料较早阐释二维词源学某些原理的作品。
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奠基者之一沃尔夫的《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是结合美洲印第安语材料阐释二维词源学某些原理的作品。
我国当代阿尔泰语言学家、蒙古族学者哈斯巴特尔是较早注意到蒙古语、满语等语言中的二维词源学现象的学者。
我国当代语言学家、维吾尔族学者力提甫·托乎提是较早注意到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日语等语言中的二维词源学现象的学者。
此外，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已经猜测到二维词源学材料可能与美学的内在联系。20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心理学家、被誉为心理学界的“莫扎特”的维果茨基在儿童心理的实验研究中，已经初步观察到俄语中的二维词源学现象。
当然，以上学者阐释语言中的二维词源学现象，是不自觉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数学机制。
可见，二维词源学这一类型的词源学，其普遍性来自于人类的生物属性，很可能是潜藏于人类的DNA之中。
这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本人《词源观念史》（2008）这一专著中。
此外，这类研究还体现于本人《普遍词源学原则——二维度词源学观念的通用性》（2008）、《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形态到基因》（2005）中。
该项研究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词源学自身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而且其应用价值还辐射到文艺理论、美学领域，这项成果还可以用来解释《诗经》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兴”的内在机制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研究体现于《刘勰< 比兴>的二维度推阐——兼谈“二维度美学”》（《美与时代》，城市版，2013.4）一文中。
二维度美学，还可以用来解释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学说的内在机制，这一研究体现在《论“分析语法”——自然语言的可计算性及其形式理论》（《山西大学学报》，2014.2，全文4.5万字）一文中。这里要补充一句，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在西方影响非常大，在我国也有其信徒，即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朱先生颇能从唯物与唯心二者结合角度意会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精神，但是限于时代，尚未进入技术说明的境地。朱光潜之后，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学说在我国鲜有确当解释，即使是当今著名美学家李泽厚也是轻轻一笔“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的表现理论”这一“负笔调”（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462）带过；就连美学界后学中坚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法，对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的解释（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68-70）也是不能把握其精髓意蕴的。原因何在？因为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是来自于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的语言的“内部形式”，而洪堡特的这一学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连语言学界也缺乏正确解读，何况美学界呢？！本人在《词源观念史》中，用二维词源学原理阐释了洪堡特的语言的“内部形式”，并进而在《论“分析语法”——自然语言的可计算性及其形式理论》一文中给出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另外，自法国普遍唯理语法以来的西方传统语法，把语法分为“词法”、“句法”两部分，不包含“词源”内容；西方结构主义语法、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蒙太古的逻辑语法（逻辑语义学）同样不包含“词源”内容，这样就限制了乔姆斯基生成语法、蒙太古逻辑语法的生成能力，即“乔姆斯基生成语法、蒙太古逻辑语法的生成能力”只能贯彻到“词”这一层，无法贯彻到“词”以下的层次。
但是古希腊语法、古印度语法以及我国的传统训诂学（语法与语义未分家）是包含词源内容的。二维词源学的提出，给把词源与词法、句法乃至大于句法的篇章单位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更为彻底的具有生成性质的语法理论提供了可能。这就是本人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2014.2）的《论分析语法——自然语言的可计算性及其形式理论》一文。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是凭空一蹴而就的。《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词源观念史》，二者是姊妹篇，前者重在阐释二维词源学理论，后者重在用广泛的词源学现象来实证二维词源学。《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如果从1989年作者硕士毕业就算起的话，这一成就前后酝酿、写作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词源观念史》是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萌发了念头，如果从1999年“皖派同源词理论研究”项目立项算起，其酝酿、写作的时间也长达10年之久。即是说，《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词源观念史》这2部姊妹篇学术专著共耗去了作者长达20年的时间与精力。
（3）二维词源学与计算机的结合——计算词源学（一种新的计算语言学分支）
二维词源学，其中贯彻的是数学的二维空间理念；计算机界有一句行话，就是能用数学表示出的，就能上计算机实现。本人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力图把二维词源学原理与计算机相结合，构建“计算词源学”这一新的计算语言学分支。计算词源学，就是研究用计算机技术来实现对同源词的处理、研究等等。
该项研究体现于本人论文《词源研究的世纪展望——计算词源学》（2004）一文中。
（4）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两种类型——元历史比较语言学与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
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即印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是由丹麦学者拉斯克，德国学者格林、葆朴3位奠定了基础理论。该理论引入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德国学者西门华德首先引入，我国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俞敏教授等人继之取得重要成果，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一文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尚有美国著名汉藏语系语言学家白保罗、马提索夫、包拟古，我国大陆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邢公畹；台湾著名学者龚煌城等）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即难以区分清楚“老借词”与“同源词”，因为汉藏语系的绝大多数语言属于孤立语，缺乏形态标记。这成为汉藏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第一道难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就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可靠的材料根基，因为识别同源词是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第一道手续，印欧语由于有形态标记，没有在识别同源词问题上做出探索，即印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未在同源词识别上有过什么建树，这一领域几乎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
本人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首先系统地系联藏语同源词，处理了2万多藏语语词，因为没有现成的藏语同源词词典可资利用；接着作者系统地系联了汉语同源词，因为虽然有不少汉语同源词的相关材料，但是这些现成的材料并不能直接拿来就用，因此本人只得从头做起，系统地系联汉语同源词，处理了2万多汉语词语。如此，藏语、汉语词语总共处理了5万多，即是说，本人博士论文《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的。其研究是从第一手材料的归纳起家，上升到理论抽象，再进行推演，并征之于语言材料、语言事实（博士伦文的卡片材料装了整整一复印机纸箱）。
本人以二维词源学为理论指针，以汉语、藏语的词源学材料为语言事实基础，构建了“元历史比较语言学”——基于二维词源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并由此发现，印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基于“一维词源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是两种类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是笔者发现的。
元历史比较语言学与印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并不对立，而是兼容的，即印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仅仅是元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特例而已。
该项成果也体现于本人的博士论文《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1998）一书中。
这里要提一句，做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汉藏语系同源词与老借词的区分”，并不是笔者提出的，这一课题是当时国际汉藏语言学界的一个久攻不克的世界级难题。在我之前已经有国内外学者做过辛勤探索，但是这一难题就是悬而不决。有鉴于此，我国民族语言学界泰斗、中央民族大学三大终身教授之一——马学良建议本人以这一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因为马先生认为本人有良好的汉语训诂学基础，再加上对藏语的钻研，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马先生说，在这一领域即使前进一小步，都是一个重要贡献；马先生同时也指出，做这一课题风险极高，面临着做不出的危险，而读博士学位是有期限的。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为了让本人完成这一任务，调配了强大的导师组合队伍：除马先生之外，尚有国际著名藏缅语言学家戴庆厦、藏学一代宗师格桑居冕、著名吐蕃文献专家陈践；此外，还为本人联系了著名藏语语言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胡坦教授以供咨询。
（5）提出新的声调理论——基因声调说
汉藏语系语言中大多数语言具有声调特征，解放以前，著名苗瑶语言学家张琨（“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芳桂的学生）把汉语的“四声八调”声调理论从汉语推广到苗瑶语当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以汉语“四声八调”声调理论为代表的声调理论，一般称之为“同源声调理论”，意思是汉语、苗瑶语等语言的声调同出一源。
但是汉藏语系语言中有的语言例如藏缅语中的古代藏语（吐蕃时代的藏语）并不具有声调，甚至同一种语言中的方言，有的方言具有声调，有的方言不具有声调，例如今天的藏语，卫藏方言、康巴方言具有声调，安多方言不具有声调。对此，有的学者尝试把汉语的“四声八调”理论应用到藏缅语中，都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国内外学者例如我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芳桂、美国著名汉藏语言学家马提索夫等人均对藏缅语的声调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试图解释藏缅语声调的内在发生学机制，但是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有鉴于此，本人在1995年提交第28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美国，弗吉尼亚）的论文提要《论藏缅语的声调》中，提出了声调的基因说。“声调基因说”较好地解释了藏缅语中的声调现象；到目前为止，声调基因说理论是解释藏缅语声调现象的比较令人满意的理论。
“基因声调说”与“四声八调”同源声调说，并不对立，而是互补的。基因声调说解释声调是怎样起源的，即怎样从无到有；“四声八调”同源声调说是解释成熟声调怎样进一步分化演变的。二者功能不同，作用有别，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6）奠定“句本位语法”的基础理论——词性相对论、词性绝对论、模型词性论
“句本位语法”是我国现代白话文语法（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者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影响很大，解放前的学校教学语法以及解放以后相当长时间的学校教学语法，都是采纳黎氏学派语法体系的。
解放以后，随着结构主义语法思想的引入，黎氏语法遭到了严厉批判，并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行政手段取消了黎氏语法在学校教学语法中的地位。从此，黎氏学派语法以及黎氏本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尽管黎氏生前前后三次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黎氏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和毛主席的老师，随着黎氏学派语法的衰落，黎氏本人的地位也堪忧，除了他自己被迫违心地批判黎氏语法以外，就连他的亲近学生也加入了批判黎氏语法的行列，最终导致师生反目，形同陌路。
黎氏学派语法未遭到批判之前，北京师范大学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是我国语法学的中心，随着黎氏语法的被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在我国语法学界的重要性也急剧淡化，黎氏晚年光景凄凉，甚至国家教委批给北京师范大学一笔钱用来出版黎锦熙文集，学校都漠然置之。
2010年4月10-11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本人提交《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为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一文，就黎氏学派语法最遭人非议的“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作出分析，把黎氏语法思想与德国数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弗雷格的分析哲学思想作比较，发现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就把黎氏语法置于数理逻辑与分析哲学基础之上，为黎氏语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使语法学界看到了黎氏语法体系的光芒所在，可以说是明珠重现光彩。
其实，最早发现黎氏语法应用价值的是来自于自然语言处理界的学者。电子工业部的吴蔚天等人（吴蔚天、罗建林《汉语计算语言学——汉语形式语法和形式分析》，电子工业出版社，1994）是最早把黎氏语法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并且获得了成功，研制成汉外机器翻译系统，销往日本。但是黎氏学派语法之所以成立的原因，一直缺乏基础理论方面的探讨与支撑，即是说，黎氏学派语法虽然是一座高耸的大厦，但是却缺乏坚实的根基，这也是黎氏学派语法长时期为人所病垢的重要原因。
本人作为黎氏再传弟子（山西大学导师于靖嘉师是黎锦熙一传弟子，本人为黎氏再传弟子），为黎氏学派语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之后，本人进一步把看似对立的“词性绝对论”（结构主义语法观点，结构主义语法学者用来批判黎氏语法的出发点）与“词性相对论”（黎氏语法观点，当初提出者作为贬低黎氏学派语法的一个术语，就像“逻辑实证主义”当初作为贬义词一样）统一到“模型词性论”（2013）这一数学模型之中，给困扰语法学界几十年的难题提出了一个较好的解释。模型词性论的提出，不仅仅解开了语法学界纷争数十年的难题，而且向语法学界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语言学界的一些争论，从经验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但是如果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对立水火不容的观点是可以统一的。英国著名电磁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德国心理学家、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都表达过看似对立的观点在更高的层次上是可以调和为更高一级真理的想法。本人秉承先贤的宗旨，在语法学方面获得了重要结果。
该项研究体现在论文《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为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湖南大学学报》，2011.4）中；该文又被收入刁晏斌主编《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11），又被收入刁晏斌主编《黎锦熙先生语言思想研究》（2013）中。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使北京师范大学在现代汉语语法学界又恢复了以往的雄风，北京师范大学内部的相关网站也以堂而皇之地肯定黎氏学派语法为荣；王宁先生在为《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以往对黎氏语法的误解与曲解以及给学界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
本人《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为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为黎氏学派语法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其关键就在于看出了德国数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的分析哲学思想与黎锦熙的句本位语法思想的相通之处。由于弗雷格的分析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之上的，弗雷格分析哲学思想与黎锦熙句本位语法思想的对接，就意味着把黎氏学派语法也建立于数理逻辑基础之上，这是黎氏学派语法之所以在自然语言处理界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这一论文在会议上宣读，引起很大反响。
（7）提出“分析语法”这一应用数学分支
语法体系，如果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经验语法与形式语法，前者包括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等，后者包括转换生成语法、逻辑语法等。本人在德国数学家弗雷格把函数与自然语言融为一体的基础上，在借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语法与美国数理逻辑学家蒙太古逻辑语法的基础上，提出“分析语法”这一新的形式语法体系。“分析语法”的逻辑基础是外延词内涵词集，把词分为外延词、内涵词、联结词、算子词四大类，句法函项，词相及其变换理论，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分合及其形式化表征等是其核心理论。“分析语法”作为一种形式语法体系，较之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更加符合数学的形式与精神；较之于蒙太古逻辑语法，更加具有自然语言的直观性。
这一成果体现在《论“分析语法”——自然语言的可计算性及其形式理论》，《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11月8日第2期；《论“动态分析语法”——自然语言行为的可计算性及其形式理论》，《山西大学学报》，2017年5月第3期。
（8）训诂学观念与“形式训诂学”基础理论探讨
训诂是我国传统小学的重要部门，训诂学是以文字学、音韵学为工具来解释、考证古典文献的一门解释学学科，是学习、研究、传承国学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要想正确解读古典文献，尤其是上古古典文献，离开训诂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训诂学有悠久的历史，其传统观念形成于唐代的孔颖达，国学大师黄侃则是训诂学现代观念的提出者。当代的训诂学观念主要有“分工派”与“综合派”两家，前者以黄侃弟子陆宗达等为代表，后者以黄侃弟子殷孟伦（我校著名学者赵振铎的姑父，山东大学教授，追随黄侃达7年之久）等为代表。
这一研究体现在《训诂学的现代观念》（1985）、《黄侃与现代训诂学》（2005）中。
训诂学是以应用学科面貌出现的，对训诂基础理论的探讨怎样由经验上升到抽象理论是摆在训诂学界的一个难题。《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训诂学》（2012）从分析哲学出发，力图构建训诂学的基础理论——“形式训诂学”基础理论。
（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与段玉裁著名训诂原则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内在机制
汉字属于人工符号，汉语属于自然语言符号，二者的关系怎样？是分离关系。还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汉字与汉语没有内在联系，一种认为汉字与汉语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本人从数学角度出发，揭示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有分离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汉字与汉语的统一之处，其条件就是“汉字构字理据与汉语构词理据的交集”；由此出发，阐释了清代乾嘉学派领军人物段玉裁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著名训诂原则的内在机制。
该项研究体现在《汉字构字理据与汉语构词理据的交集》（2011）一文中。
（10）语言调查新理论——二维语言调查原理
词源学有一维词源学与二维词源学之分，相应地，语言田野调查也可以分为一维语言调查与二维语言调查两种。目前通行的主要是一维语言调查，这是一种必经的基础调查或曰初级调查，意为初学者必经的调查阶段。二维调查则是建立在一维调查基础上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新方言》、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沃尔夫的《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是二维调查的先驱之作。
该项研究体现于论文《我国民族语言调查现状及其未来走向》（2012）中。《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改名为《论语言调查原理与多续语调查》。这一理论。不但揭示出了语言调查的类型学问题，而且使学界看清了章太炎《新方言》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相对性原理）的价值所在；有力地澄清了民国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对《新方言》的漫骂式谬评。
（11）形式词源学——这是二维词源学的演进
代表作为《论“词源的递归生成机制”——词源的可计算性及其形式理论》，《山西大学学报》，2019年1月第1期。
（12）形式修辞学（分析修辞学）
代表作为《自然语言符号中的“省略”表达》，马庆株名誉主编.杨光荣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19.
（13）逻辑分析语言学史论
代表作为《逻辑分析语言学史论（之一）——基于<马氏文通>等对自然语言性质及其研究理论的讨论》，全文7万字，马庆株名誉主编.杨光荣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19.
（14）语文现代化（深层语文现代化）——心灵、语言与形塑社会
语言是人的生物机能，语言是人说出的，言为心声；反过来，语言也可以形塑人，进而形塑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道德行为、军事制度等都是语言形塑社会的产物。教育就是一项语言形塑人的系统工程，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一句话，社会就是语言的制度产物。这是一种深层的语文现代化。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现代国家，对深层语文现代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我国学术界对语言的理解尚停留在“交流工具”的“术”的层次，高校课程“全英文化”，论文“英文化”即是其表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设立，是党和国家的伟大战略举措，这是继传统语文现代化之后开始向深层语文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代表作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新使命——论国家通用语言的生物属性、政治性质和塑造作用》，马庆株主编.杨光荣执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年鉴（2014卷）》，巴蜀书社，2014；《关于成立“中国语文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议》，马庆株主编.杨光荣执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年鉴（2014卷）》，巴蜀书社，2014；《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跨语种交际研究分会的宗旨和任务》，马庆株主编.杨光荣执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年鉴（2014卷）》，巴蜀书社，2014；《基于语言世界观的民族心理学——兼论“二维语符民族心理学”》，马庆株主编.杨光荣执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年鉴（2014卷）》，巴蜀书社，2014；《论语文、族群与国家的协同性——“中国语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马庆株名誉主编.杨光荣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19.
（15）其他：二维美学、二维符号学——二维词源学的推广与应用
二维词源学的提出，初步揭示了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学说的内在机制。“二维美学”以及对克罗齐美学学说内在机制的阐发前已扼要陈述，兹不赘。
“二维符号学”的提出也受惠于“二维词源学”的启迪，该项研究体现于论文《二维符号及其传播属性》（2013）一文中。该项研究统一了瑞士索绪尔与美国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符号模型。
2.在《说文段注》校改方面的成就
到目前为止，本人发表了一系列段玉裁校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校勘研究论文，是迄今为止研究段玉裁校改成就最为系统的一组校勘学论文。这些论文从大的方面说属于考据学范畴。本人无法把考据学介绍得通俗易懂，兹不赘。有兴趣者可以参看原文。
这方面的成果是在本人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做出的，得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资助，列为重点项目；项目为“段玉裁校改《说文》研究”，是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改定题目，并力主批准的。
3.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成就
本人来四川大学以后，主要调查藏缅语族语言，尤其是使用人口较少的藏缅语族语言。这些语言由于集中分布在四川省西部，即民国时期的西康省，因此，这些语言又被统称为“川西民族小语种”。
本人亲自调查的语言有却隅语、多续语，带领学生调查的语言有贵琼语、纳木依语，其中带领指导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提索夫的藏缅语博士候选人调查尼汝语。
如果从内容上说，有纯语言调查，例如却隅语、贵琼语、纳木依语、尼汝语调查；有语言人类学调查，例如多续语及其深层意识调查。
如果从调查目标上说，有的是为了描写语言结构，例如却隅语、贵琼语、纳木依语、尼汝语；有的是除了描写语言结构以外，还兼有典藏濒危语言的目标，例如多续语。
如果从项目来源来看，有国内政府基金项目，例如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有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项目；有地方委托项目，例如凉山州州政协、冕宁县县政府联合委托项目；有国际合作项目，例如与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合作项目。
4.“分析人类学”理论建构及其田野调查成就
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是德国学者博厄斯开创的美国人类学学科体系的两个重要分支。从博厄斯到其弟子萨丕尔及其再传弟子沃尔夫，都力图把二者予以结合，这一学科目标在沃尔夫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沃尔夫英年早逝，未能把这一学科任务完成。本人秉承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的人类学宗旨，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以数理逻辑与分析哲学为理论基础，以“自然语言文档”为材料基础，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予以有机结合，建构了“分析人类学”这一人类学框架。
“分析人类学”既适合于有文献族群的人类学调查，更适合于无文献族群的人类学调查，因为就调查材料的可靠性而言， “自然语言文档”的可靠性远胜于用文字记录的“文献文档”的可靠性。 此外，“分析人类学”还可以把“科学人类学”与“人文人类学”予以统一处理，消除二者之间的隔膜。
本人的这一成果，体现在《多续语及其深层意识调查研究》中。
5.在古代汉语教材编纂体例方面的成就
本人参编并副主编《古代汉语》（上下，）开创了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材的新体例。
6.在文化科学建构与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方面的成就
（1）在文化科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文化科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发表了理论文化科学的长篇论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基于我国文化国情的理论文化科学初探》（陈强.孙宜学主编《汉语国际传播研究论丛2012——中外学者同济大学演讲录》，上海三联书店，2012）；二是发表了应用文化科学的长篇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基于我国文化国情的应用文化科学初探》（马庆株.马秋武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十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三是撰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大项目（文化类）投标书，首席专家杨光荣，大约20余万字），该投标书是笔者邀请全国三十几位专家学者以及同仁耗时数月撰写而成的，构建了中华文化及其传承的一个体系。该投标书没有公开发表过，但是却不胫而走，早已被人复制参考使用过了，此道不孤啊。
（2）在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一是副主编、参编全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古代汉语》（上册，下册，黄河出版社1995年初版，后改为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参编山西省高等院校文科统编教材《古代汉语》（上册、下册，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二是古籍整理译注《文白对照曾国藩家书全译》（上册、中册、下册，改革出版社出版），《曾国藩家书》（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曾国藩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镇压起义军的主要人物，也是桐城派的中兴之主，曾国藩的家书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方面有不少可取之处。
7.在中国语文现代化与国家语言文字推广方面的工作
（1）与马庆株教授共同提出“中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的全局性理念
2014年苏州世界语言大会召开，这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参加并理念主导的国际性会议。由于语言的意识形态价值以及在治国中的政治属性，该会议的“苏州共识”这一概念文件制作的核心理念——“多言多语”——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与现实国情；同样地，“多言多语”理念也并不是美国政府奉行的现行语文治国政策，有鉴于此，经过与马庆株先生的多次电话协商，提出“中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全局性理念。这一理念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与现实国情，是为中国的国家大局服务的，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服务的。
（2）创建“中国语文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
2014年，在筹备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一次年会之际，笔者与会长马庆株先生多次协商，广泛征求意见，认为有必要成立中国语文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机构，以协调国内的语文现代化研究力量，更好地为国家服务。2014年9月，四川大学领导谢和平校长、罗中枢常务副书记等批示成立（批示原件保存在学校档案馆），并于2015年3月召开了成立大会。该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单位是四川大学，协同单位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主要985高等院校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等9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是阵容强大、人才济济的协同中心。中心顾问咨询委员会首席顾问是苏培成教授、李行健教授、王尧教授、盖兴之教授、袁钟瑞教育部推普处原处长，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是马庆株教授、靳光瑾研究员，中心主任委员会名誉主任是胡坦教授，中心主任是杨光荣教授，中心副主任是王旭明社长、盛玉麒教授、萧国政教授、马秋武教授、郭龙生研究员、王开扬教授。中心宗旨是习近平主席新”车同轨，书同文“的指示，中心理念是“中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中心任务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语文现代化政策，从事语文现代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工程推广，开拓语文现代化的新领域，把传统语文现代化发展为深层语文现代化，把中心建设成为助推伟大”中国梦“实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军。
（3）创办《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年鉴》刊物
2012年，经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先生多次协商，感到有必要创办一份刊布有关语文现代化高端理论研究与工程推广实践的学术刊物，以推动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事业的持续发展与深层次演进。
（4）编辑出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丛刊《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十一辑，本人担任第十一辑主编）
该刊物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丛刊，第一辑、第二辑主编由国家语委副主任王均先生担任，其后北京大学苏培成先生、南开大学马庆株先生、同济大学马秋武先生分别担任有关辑刊的主编。该丛刊至今已出到第十一辑，马庆株先生评价说，第十一辑的栏目设置非常接近王均先生的语文现代化思想。王均先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兼善语音学（与罗常培先生合著《普通语音学纲要》）、民族语言学（与他人合著《壮侗语族语言简志》）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立场坚定、坚持正确的语文现代化方向的语言政治学家。
（5）举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与“吴玉章语文现代化论坛”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的既定基本国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瞿秋白与以吴玉章为代表的“延安五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所创建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吴玉章解放前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因此四川大学有幸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祥地之一。吴玉章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语文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工作，解放后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与关怀下，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面领导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了继承瞿秋白、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语文现代化事业，四川大学连续举办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年会、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暨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连续举办了四届“吴玉章语文现代化论坛”，影响深远。
二、本人学术成果的形式与学术代表作
本人成果的形式，包括原始刊发学术论文、转摘/转载学术论文、学术专著、高校古代汉语教材编纂；代表作包括代表性学术论文、代表性学术专著、代表性高校古代汉语教材、代表性古籍整理译注。
1.原始刊发学术论文、二次转摘/转载学术论文与代表性学术论文
原始刊发学术论文、转摘/转载学术论文
CSSCI论文25篇，独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转摘/转载9篇。
代表性学术论文
a类.
《我国民族语言调查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社会科学论坛》2012.8；《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2012.6，改名《论语言调查原理与多续语调查》。
《多续语的语境生态及其应对策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6。
《历史比较人类学》，《青海民族研究》，2011.4。
b类.
《训诂学的现代观念》，《山西大学学报》，1995.2。
《训诂学理论：建构方法与组成》，《山西大学学报》，1998.2
《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训诂学》，《山西大学学报》，2012.1。
《< 马氏文通>的句法训诂》，《蜀语新声》，四川省语言学会编，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
c类.
《论“分析语法”——自然语言的可计算性及其形式理论》，《山西大学学报》，2014.2。
《< 马氏文通>的词组观念》，《汉语史研究集刊》，第7辑，巴蜀书社，2005。
《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湖南大学学报》，2011.4。
《模型词性论》，《山西大学学报》，2013.2。
d类.《 < 说文段注>的较字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2。
《< 说文段注>校改的形、音、义观念》，《湖南大学学报》，2012.5。
《汉字构字理据与汉语构词理据的交集》，《山西大学学报》，2011.4。
《< 周礼正义>考据之理据》，《孙诒让研究论文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
e类.
《普遍词源学原则——二维度词源学观念的通用性》，《山西大学学报》，2008.1。
《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形态到基因》，《山西大学学报》，2005.5。
《词源研究的世纪展望：计算词源学》，《山西大学学报》，2004.6
f类.《中外语言学说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语文研究》，1993.4。
《模糊语言学：从定量到定性》，《福建外语》，2001.1
《互为函数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山西大学学报》，2013,4。
2.代表性学术专著3部（已出版2部，待出版1部）
《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21万字，独著，民族出版社，2000。
提出“一维词源学”与“二维词源学”两种词源学类型，据此提出“元历史比较语言学”与“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两种类型。
《词源观念史》，46万字，独著，巴蜀书社，2008。
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出发阐释“二维词源学”，史论结合，是《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姊妹篇。前者从藏语、汉语出发阐释二维词源学原理，后者广泛结合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的20多种语言材料，结合古今中外104位语言学家的相关论述，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二维词源学的观念。
《多续语及其深层意识调查研究》，独著，37万字，结题，待出版。该项研究，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以语言人类学为材料基础，阐释文化人类学以及意识人类学。
3.高校古代汉语教材编纂2部与代表性教材
代表性教材：《古代汉语》，上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版。全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全国性使用教材，发行30年，发行10万套以上，使用校次150以上，书评30篇以上。
另：《古代汉语》，上下，参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次印刷，山西省文科统编教材。山西省一省使用教材。
4.古籍整理译注2部与代表性古籍译注
代表性古籍译注之一：《文白对照曾国藩家书全译》，全三册，主译之一，三大主修订之一，210万字，改革出版社，1985年初版，1986年修订版；是目前曾国藩家书的最全译注本。影响较大，坊间有盗版本。
代表性古籍译注之二：《曾国藩家书》，参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
三、政治人类学系列调查记4篇（见学术批评网、ygr1957新浪博客），回忆性系列散文《我与伍铁平先生》8篇（见学术批评网）
4篇政治人类学系列调查记共计5万余字，是融学术性与政治性于一体的作品，是为配合实现习近平主席“中国梦”构想而作，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产物。4篇中的前3篇是在学术批评网上发布的，最后一篇《当代中国汉族乡村政治人类学调查记（之四）》是前后在学术批评网和ygr_1957新浪博客上发布的。这些文字由于不是在纸本刊物上发表，因此入不了单位科研成果统计行列，但是本人认为这些文字于民于国是大有裨益的，这些文字是本人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要补充一句，本人在撰写这些调查记时看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和《资本论》，可以这样说，毛主席的好多论述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剖析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来看，无论哪种资本主义，资本的吃人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资本就是人的欲壑难填本性的货币化、物质化，资本就是掠夺他人财富的工具和手段。这里要指出，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现象，资本运作及其思想具有类型学广谱性，是分布于人类各种社会形态各种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人类学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小分支，该学科在我国尚处于初期阶段，至于政治人类学调查在我国恐怕是处于拓荒阶段，因此，本人的政治人类调查记在学术上也是有价值的。
8篇回忆性系列散文，适逢吾师伍铁平先生仙逝，从此失去了一位可以倾心交谈的良师、益友，回顾和伍先生20多年的交往，草此文字，以志纪念。原计划写20多篇，后因故停笔，今后有机会当续完。
这里要对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致以谢忱！
